在磁山的日子裡
1976年8月16日，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然而在我的記憶中，這一天卻難以忘懷。這一天，我離開家庭，走向社會，成為一名鐵路工人，有了一個正式工作。
高中畢業後兩年半時間沒有工作，這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難盡。當時國家的政策是，高中生畢業，不能升學，不能參軍，不能就業，只有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學校裡，學校會直接把學生的戶口集體遷轉到上山下鄉指定的公社、生產大隊。
終於有了正式工作，非常興奮。頭一天父親告訴我，明天一早有汽車送我們到新的工作單位去報到，同時告訴我停車地點和開車時間。我要去的單位在河北磁山，離家很遠，早早地就把衣物和行李收拾好，衣物裝了一個鐵皮箱，被子和褥子打了一個行李包，準備好第二天出發。
第二天一早，天剛蒙蒙亮，便來到事先約定的地點，一輛解放大板車已經停在那裡，我們三男六女共九個人先後聚集到這裡，大家輕手利腳，迅速地把行李裝上汽車，人再一個個爬上去，坐好以後，汽車啟動了。有一位人事幹部負責送我們，他坐在駕駛室裡，告訴我們汽車到磁山需要走八個小時。汽車開了沒多久，到了榆次長途汽車站停了下來，這裡又上來了一位女生，這位女生的家好像不在榆次。車上一共坐了我們三男七女共十個人，直奔磁山。
磁山是河北省武安縣的一個小鎮，邯（鄲）長（治）鐵路將在磁山站與既有線接軌。當時邯長線還沒有全線貫通，但是磁山到涉縣段已經修好，為了往外拉鐵礦石，往裡運煤，這段鐵路提前在磁山站與既有線接軌，由磁山運輸段臨管運營，每天發一對客車和若干趟貨車，我們這十個人將加入到磁山到涉縣這段鐵路臨管運營的行列中。
汽車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嶺中蜿蜒穿行，途中將經過榆社、長治北、潞城、黎城、涉縣等地。八月中旬，正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候，汽車沿著公路快速地向前行駛，兩側的樹木和景色慢慢地向後退去。柏油馬路在太陽的炙烤下，泛出灼熱的光，坐在汽車上遠遠地望去，就好似積了一潭潭清水，折射著太陽的光芒。公路兩邊長著整齊的白楊樹，樹上的知了在太陽的照射下不耐煩地叫著，遠近連成了一片，好像在為我們演奏著一曲曲動聽的音樂，為我們歡呼，為我們祝福。
汽車在不時地顛簸，大家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沒有人說話，都在黙默地思考和憧憬著自己的未來。經過長時間跋涉，下午四點鐘到達磁山，汽車停在單位的院子裡，我們一個個把行李從車上卸下來，此時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路上每個人都經受了風吹日曬的洗禮，面部和兩臂變得通紅。
這個地方原來是一片曠野，磁山運輸段在這裡修建了管理、生活和家屬住宅區。管理區有行政、政工、公安、電話所、通信工區和領導辦公室等。生活區有醫療所、招待所、食堂和集體宿舍，兩個區域被一條窄窄的土路隔開。與這條土路垂直的還有一條較寬的土路，應該是鄉鎮公路，一側通向磁山火車站，另一側通向遠方。家屬區就座落在這條土路的另一側，有六、七幢房子，此外周圍全是莊稼地。
負責送我們的人事幹部將我們十個人交給這裡的人事部門，人事部門將我們分別安排在招待所休息。招待所是一幢三類房屋，磚牆垛，土坯牆，牆裡牆外抹泥，油毛氈頂，土地面。這種房子建造成本低，不保溫、不隔熱，更不防地震。
招待所裡住著兩位彈棉花的寧波人，給職工和家屬彈被套，我們三個男生和他們住在一個大房間，那時候寧波人就知道出來打工賺錢，特別有經濟頭腦。當時單位有一個文藝宣傳隊，負責人三番五次到招待所來找我，試圖說服我參加他們的宣傳隊。其實我一點文藝細胞都沒有，對說拉彈唱一竅不通，也沒有興趣，我並不喜歡文藝，始終沒有答應他。
這時候離唐山大地震才剛剛過去不到二十天時間，這裡離唐山又近，當時受地震波及影響肯定很大，人們還都沉陷在地震後的驚恐之中。職工家屬房也都是三類房屋，不抗震，家屬房旁邊到處是職工們搭建的防震棚。所謂防震棚，非常簡易，不過是搭個低矮的木架子，四周和頂部全部搭上彩條布，可以擋風避雨遮太陽，晚上睡在裡面不用擔心地震。這裡的家屬區，在三類房屋中穿插著防震棚，亂糟糟的一片狼藉。
當時我根本來不及思考房屋的安全性，能夠擁有一個正式工作已經不錯了。在招待所住了兩天，我被安排到通信工區，其他兩位男生一位安排到信號工區，另一位安排到載波室，七個女生都被安排到列車所當列車員。我們都搬到了各自的集體宿舍。
宿舍裡老鼠肆虐，男宿舍裡並沒有什麼吃的東西，老鼠還是竄來竄去，有時宿舍裡幾個人同時堵截，老鼠會沿著屋內牆的陽角迅速地爬到房梁上逃走。過去我們家租住房東的房子，房東為了規避老鼠，把一些吃的東西裝在蘿筐裡，吊在房梁上。這些辦法如果在我們這裡，可以說都是徒勞的。
生活區的後邊有一個小門，從小門出去有一條小路與磁山站相連，不到一公里遠。列車所的列車員們每天沿著這條小路出乘，往返於磁山、涉縣之間。由於條件艱苦，一同來的人當中有的人想家，但我是例外，此時就像一個鑽出鳥籠的小鳥，呼吸著新鮮空氣，自由自在地翱翔。
食堂就在宿舍的斜對面，離的很近。當時吃飯要糧票，只有錢沒有糧票是吃不到飯的，我的戶口在山西，單位在河北，山西糧票到河北不能使用，要全國糧票又非常困難，只好把戶口遷到當地，落到單位的集體戶口上，這樣吃飯問題就解決了。食堂的伙食可想而知，那時粗糧多，細糧少，有時候食堂吃餃子，把麵活好、餃餡拌好，誰想吃就把麵和餡買回去，自己包，自己找地方煮。當時我既不會包，也找不到地方煮，每當這個時候，只有望洋興嘆，不吃餃子買別的飯菜。
到磁山不到一個月，毛主席去世了。九月九號下午四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告全國各族人民書，宣布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當時我在宿舍裡，突然聽到院子裡有一個女職工尖叫了一聲，說毛主席去世了，然後號啕大哭。我趕快跑到院子裡，單位的擴音喇叭裡正在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告全國各族人民書，知道毛主席去世了。
那個時候，大家對毛主席的感情很深，毛主席代表了最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不像後來有的領導，代表極少數官僚買辦階級的利益，得不到人心。毛主席沒有了，大家都感到悲傷，他的追悼會十八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各地、各單位都組織收聽、收看實況，我在單位也收看了電視，這一天下著大雨，單位的組織者在會場上也是痛哭流涕。
沒多長時間，四人幫被粉碎了，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尤其江青、張春橋不得人心，張春橋的所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真是混賬邏輯，中國經濟已經被他們搞到了崩潰邊緣。單位組織遊行，擁護中央決定，我也在遊行隊伍當中。磁山人不多，我們的遊行沒有人觀看，但是我們走在鄉間小道上，一邊打著鼓、敲著鑼、一邊高呼著口號，就像電影裡三十年代學生遊行一樣，群情激奮，粉碎四人幫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聲。
單位組織召開批判會，我代表通信工區發言。寫文章對於我來說並不是難事，提前把稿子寫好，在會上照本宣科。我說四人幫是蓋在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塗在鬼臉上的雪花膏，我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同志們的稱讚，說我的比喻非常生動形象。我還填了一首詞，在我的日記本裡面。四十多年過去了，翻開當時的日記本，裡面寫道：領袖逝世，慟欲絕，悲哀至極……
後來團支部讓我負責黑板報宣傳欄編排，我總是認真負責，按時出黑板報，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表揚單位裡的好人好事。我們駐地附近有個和村萬人坑，是當年日本人在峰峰煤礦屠殺中國礦工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萬人坑裡白骨累累，記錄了一段中國礦工的血淚史。團組織帶領團員青年前去參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使我們更加增恨日本侵略者。
我在通信工區負責電話和通信線路的維護，直接為鐵路行車服務，責任重大。那時的電話是磁石電話，正常的線路檢修和電話檢修，都比較好處理，最怕是突發情況，有時線路會出現斷線、混線、接地等故障，無論白天黑夜，刮風下雨，出現這些情況都要及時趕到現場，進行處理。有一次，一個跨鐵路線的電桿壞了一個瓷瓶，出現接地情況，需要更換，這個電桿非常高，是浸瀝青的油桿，打兩節綁腿，有二十米高，我戴著腳扣背著瓷瓶爬了上去，天空颳著風，工長在地面指揮，我在電桿的橫擔上，居高臨下看著地上的工長，兩腿發抖，汗水浸透了衣衫，換完瓷瓶慢慢地從電桿上爬下來，真是步履維艱。實際上我有恐高症，只是自己不知道，不敢登高，不敢從高處往下看，如果站到高處往下看，血就會往頭上湧，兩腿發軟。
十二月下旬，到了數九寒冬季節，天氣非常寒冷。一天下午，單位突然把我們年輕人都叫到一起，讓我們到磁山車站乘坐軌道車趕往涉縣150電廠救援搶險。原來一列裝滿煤的列車在150電廠專用線與站內的一列空車皮相撞，現場非常慘烈，造成一人死亡，線路被毀壞，煤運不進電廠，電廠將面臨停產。我們去的任務就是運道砟，抬枕木，恢復線路。寒風凜冽，手凍得伸不出來，腳也凍得麻木了，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室外作業，困難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晚上沒地方休息，眾多的人們在一間房子裡圍著火爐打盹。被輪換回來以後，在宿舍裡好好地睡了一覺才恢復體力。
後來我調到新固鎮車站，這裡比磁山的條件還差，沒有食堂，車站上的職工，有的帶著家屬可以做飯，有的自己會做飯。我既不會做飯，又沒有食堂，吃飯成了問題。好在有個工程隊，負責我們這段鐵路線路養護，住在我們附近，時間長了，和他們熟悉了，就到他們的食堂去買飯，他們的炊事員是四川人，回鍋肉做的非常好吃，這樣就解決了吃飯問題。
有一次去冶陶鎮趕集，結果什麼都沒有買到。回來時路過固鎮村，在一個農婦家裡買了一斤雞蛋，將手絹對角繫上，把雞蛋兜了回來。剛要出村口，被村幹部攔住，問我雞蛋是在哪裡買的，我說在集上買的，他不信，非讓我说是在誰家買的。其實他早就盯上我了，最後拉著我來到那個農婦家，讓農婦退錢給我，讓我把雞蛋留下。當時雖然已經粉碎了四人幫，可是農村仍然執行割資本主義尾巴政策，那個農婦私自賣雞蛋是在搞資本主義，農民養豬、養雞、種樹都有數量限制，超過了數量就是搞資本主義復辟，多麼荒唐啊。多少年以後，我把這件事情講給我的孩子聽，孩子根本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當時有個師傅要為我介紹對象，我覺得自己年齡太小，不宜過早介入這個事情，被我婉言謝絕了。
有時侯我到磁山辦事，上午坐火車去，下午坐火車回來，來回坐車都不用買票，也沒辦通勤票，因為是自己單位開行的列車，和列車員互相間都認識。但是其他單位的職工，他們不屬於我們磁山運輸段，坐車就應該買票或者持有鐵路免票。有一次，線路養護單位的一個職工坐車沒買票，遇到列車員查驗車票，雙方發生了爭執。當班民警聞訊過來調解，這個人毫不示弱，民警見說服不了對方，就掏槍震懾。沒想到這個人根本就不害怕，站起來和民警奪槍。槍一下子走了火，子彈從頂棚射了出去，幸好沒有傷著人，事後這位民警被調離了公安隊伍。
那時的公安隊伍，不像現在都是警校畢業的。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有會時會鬧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來。東戍車站經常有當地老鄉到列車上偷煤，領導就安排公安蹲坑抓偷煤者。這一天，夜已經很深了，來了幾個偷煤的人，蹲坑的民警大吼一聲，偷煤的人丟下工具就跑，民警在後面猛追。追了一陣子，見追不上，就朝天鳴槍，結果把偷煤的人給鎮住了，頓時停了下來。民警一看四周黑漆漆一片，對方三、四個人，寡不敵眾，頓時感到害怕，掉頭撒腿就往回跑。前面那幾個偷煤的人定了定神，反應過來以後便開始反追。最後民警被打昏，槍被搶走。丟槍可是一件大事，後來公安立案偵破，把槍追了回來。
後來我調到涉縣通信工區，涉縣盛產核桃、柿子、花椒，我住的宿舍房前有一棵花椒樹，房後有一棵核桃樹。房前的花椒樹到了秋天結滿了花椒，有時自己做飯，就直接到樹上摘幾粒花椒，房後的那顆核桃樹，結滿了核桃，它有幾個枝杈長到我們的房頂上，我們爬上房頂可以隨意地摘核桃吃。樹的主人来摘核桃，發現房頂樹枝上的核桃都被摘光了，就來找我們討說法，我們都說不知道，樹主人盯著我們的手，認定是我們摘的。我們每個人的手上都殘留著剝核桃那層綠皮留下的黑褐色的顏色，這個顏色半個月都脫不下去。樹主人很生氣，拿走了我們幾個人的洗臉盆做為抵償。
我們車站的業餘文化生活比較枯燥，到了晚上沒有事做。晚上往家裡打電話，記錄很長時間也接不通，有時好不容易接通了，聲音小又聽不清，因為要經過好幾個交換機。我們住的山下有一個汽車隊，也是參與邯長鐵路建設的，他們經常放露天電影。只要放電影，我們就去看，路程不遠，走十來分鐘就到了，五朵金花、阿詩瑪、天仙配這些電影都是那時侯看的。
在我們車站，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職工犯了錯誤，被隔離審查，晚上需要民兵看守。當時領導安排通信工區出兩個人，另一個人年齡比我大，經驗比我豐富，他說咱們倆不需要同時看守，讓我值後半夜，他值前半夜。其實前半夜並不耽誤睡覺，後半夜就非常難熬了。那個犯錯誤的人發現我瞌睡難當，就讓我回去睡覺，說他不會逃跑，也不會自殺。他這麼一說，我更警惕了，把槍背在身上，睏意一下子全沒有了，這樣一共堅持了一個星期。其實車站派出所為我們配備的槍支只起一個震懾作用，裡面並沒有子彈。
粉碎了四人幫，文革結束了，中央決定給百分之三十的職工漲工資。我的周圍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工作十幾年了，還是二級工，一直沒漲過工資，每月四十元錢的工資，加上流動津貼不過五十元錢，要養活老婆孩子。像我們這些剛剛參加工作的工資比他們也少不了多少，而他們卻都是工作中的中堅力量和骨幹分子，確實應該漲工資。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能漲，這個界限怎麼劃分呢？確實很難，文革中的派性還沒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人們又開始你爭我鬥，互相傷害。
我們管轄的通信線路要定期進行巡線，一個區間七公里，這就意味著要背著腳扣和瓷瓶，至少走七公里的路。有時候吃飯時間到了，走在區間裡，沒有地方吃飯，就帶些乾糧，餓了就坐下來，吃完了再繼續走。有一天早上出去巡線，發現一個電桿的瓷瓶壞了，需要更換。這是一個八米高的水泥電桿，由於早上電桿上掛著霜，我沒注意，戴著腳扣和瓷瓶往上爬，一不小心從電桿上滑了下來，衣服扣子全被擼掉了，幸好沒有其他傷害，當時腿抖得厲害，過了好一陣子，電桿上的霜化了，又重新爬上去，把瓷瓶更換好。
涉縣車站有公寓食堂，一般情況下，吃飯前自己悶點米飯，到食堂買個炒菜回來。大米需要到河南新鄉去買，有時候我們幾個人相約一起去背大米，那時候，國家對糧食控制非常嚴格，糧食不能出省，否則會被沒收、拍賣。到了新鄉，一般是晚上進行交易，糧食市場沒有開放，白天不敢交易。到了晚上，下了火車，徑直來到賣大米的地方，快買快走，防止被管理人員發現，惹出麻煩。賣大米的了解買大米的心理，他們趁著天黑、光線不好，故意在大米中參雜一些白色沙粒，並且將大稱和小稱砣混在一起搭配使用，造成缺斤少兩。我們買的大米回來後上稱一稱，總是要少好幾斤。
我的一個朋友的媳婦是列車員，她要為我介紹對象，之前和現在為我介紹對象的這兩個人並不相識，可是他們要介紹的卻是同一個人，多麼巧合。儘管這個人的個人條件不錯，但是我感覺自己年齡太小，不適合談個人問題，就委婉的謝絕了。
1978年4月我調離了磁山運輸段，那段歲月便成了永遠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