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遊於最早的中國（夏都二里頭的魅力）
今天，我們能以「中國人」為自豪，皆因數千年前，祖先將腳下的這片土地命名為中國。在我國第一部官方史書《尚書》的《梓材》一篇中，有這樣的記述：「黃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翻譯為白話文就是：「天神已經將中國子民和他們的土地託付給了（周朝）先王」。
迄今為止，比《尚書》裡更早，出現的「中國」一詞，是在一件被命名為「何尊」的西周青铜器上。1963年，何尊出土於寶雞賈村，尊內底部的銘文由一位姓何的宗族小子刻錄，記述了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成周（洛陽）之事。全文如下：
唯王初堙，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嗚呼，爾有唯小子亡識，視於公氏，有庸於天，徹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臨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文中的「宅茲中國」，就是定居於中國。西周所稱的中國，就是以洛邑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此後兩千多年裡，這片土地上的子民們不斷繁衍生息，開疆拓土，奠定了中國遼闊的疆域，使之成為盤踞在地球東方的一條巨龍。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立宮，擇宮之中立廟。」《呂氏春秋》裡的這句話，是「中國」一詞的豐富內涵，更是中國歷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統觀。不同歷史時期，統治者們雖然分別將自己主宰的時間標籤為不同的朝代，但都以此為遵循，一脈相承地堅守著「中國」的根與名。
堯舜禹，夏商周，都是史書上記載的中國。1899年，洹河岸邊甲骨文的出土，引發了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有力地實證了《史記·殷本紀》中殷商朝的存在。在殷墟沒有被發現之前，國際上很多所謂的權威論調是，中國的文明史沒有商和夏，更沒有堯舜禹，溯源而上，僅僅止於西周的厲王時期，古書上講述的歷史不過是後人編撰的故事。如果這樣，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史將被閹割掉將近兩千年。
殷墟堅定了《史記》的信史地位，那《史記·夏本紀》中的夏朝是否也應被認為是真實的存在？難道就因為暫時還沒有考古發現，就被主觀臆斷為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嗎？夏朝（約西元前2070-前1600），可是《史記》中記載的中國第一個世襲制朝代啊！《左傳》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足見夏朝文明的空前繁盛。
「夏，意為中國之人。」這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承認的歷史。「殷墟」既定，「夏墟」何在？《國語·周語上》明確寫著：「昔，伊、洛竭，而夏亡。」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言之切切地記述了夏商周的中心位置：「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
現代以來，中國人都在孜孜以求地追尋著祖先的蹤跡。1959年，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田野調查，在伊洛盆地的洛陽偃師，喜出望外地發現了一個叫二里頭的小村莊。從此，在這裡開啟了對「夏墟」和夏文化探索研究的序幕，二里頭由寂寂無名變得萬眾矚目。後經幾代考古人的努力，隨著對遺址的不斷挖掘，學界的觀點趨於認同，這裡是夏代中晚期一個大型人類聚落地，中國人尋覓已久的「夏都」終於慢慢拉開了她神秘的面紗。2019年10月19日，占地面積246畝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一個中國歷史上「第一王朝」的「赫赫夏都」向著世人迎面走來。
曾任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的許宏博士，以嚴謹的考古學本位立場和治學態度創作了《最早的中國》一書，認為二里頭文明開啟了東方大地的王朝時代：這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國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城市主幹道網、中國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室建築群、中國最早的車轍、中國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等。
流連於造型如同一把鑰匙的二里頭夏都博物館，就會在你的腦海裡打開一扇神思飛揚的大門，距今約3800——3500年的夏都，就在眼前，落落大方，赫赫大度，燦爛輝煌。
大約西元前1750年——西元前1500年間，在湯湯東流的古洛河北岸，一塊東西長約2000米，南北寬約1500米，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的台地上，匯聚了越來越多的居民，他們從四面八方的荒原走來，在這裡找到了最適宜生存和生活的空間。他們在洛河裡捕魚捉蝦，他們在台地上灌溉莊稼，他們到遠處的樹林裡狩獵，他們到近旁的草地上放牧，他們去河邊汲水，回到岸上生火做飯。裊裊的炊煙和飄溢的肉香吸引了更多的人循跡而來，他們在這裡壘土築屋養雞養鵝，他們在這裡生兒育女撫養後代，他們在這裡拜天拜地祭祖先，他們在這裡載歌載舞慶豐年，儼然一派都邑的氣象。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都邑裡熙熙攘攘的人們推著小車，載著收穫，來來往往，天長日久，台地上被踩踏和碾壓出寬窄不一的道路，不知不覺中刻劃出一個個象形的「井」字，其中兩縱兩橫的四條大路，垂直相交，一般處寬10餘米，最寬處達20米，並排跑四輛現代的汽車也毫無問題。考古所見，這是我國既已發現最早的城市道路網。
井字交織的道路，以九宮格形式將城市分隔為不同的功能區域。城市的中央，坐落著一座面積10萬多平米的宮城，雖然它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大小，雖然它的宮牆只是黃土夯製，它的屋頂只是茅草苫鋪，但它坐北朝南的方向，內部沿中軸線規劃的多組建築群和建築群中多進院落互聯互通的佈局，都昭示著它是中國歷代紫禁城沿襲的模板，分明就是古代中國宮城的鼻祖。
漫步在宮城四周的大街小巷，道路兩旁的房舍裡不時傳出叮叮咚咚、劈劈啪啪、咝咝啦啦的敲擊聲、拍打聲和琢磨聲。走近了，可見巧手的工匠們正在一間間的作坊裡，忙忙碌碌地製造著石器、玉器、陶器、青銅器，一件件成品的工具和禮器擺放在門店裡，或質樸實用，或精美別緻，或寫意優雅，或端莊大氣。
風調雨順，安居樂業，都邑裡的先民們過著恬淡而豐足的生活。那一隻隻口圓肚鼓的瓦罐，可能裝下豐收的稻穀？那一個個三足挺立的大鼎裡，可曾滷煮過香噴噴的肉骨？那一串串幽藍碧翠的綠松石項鍊，可是哪對情侶訂製的信物？抑或是哪家小夥兒求婚的彩禮？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出征壯行的廣場上，勇士們端起一盞盞象徵凝聚力的爵，將盛滿的美酒一飲而盡，扛起一把把澆鑄了打擊力的「鉞」，舉過頭頂振臂高呼，吶喊出響徹寰宇嚇退敵膽的震天殺聲。在送別族長和英雄的葬禮上，臣民和子孫們將刀、劍、鼎、爵、盉等等一應俱全的器物如數陳列在逝者的身旁，期望逝者不管是在黑暗的地下還是在明亮的天堂，都能維持美滿的生活，也希望以祭的禮儀得到逝者對生者永遠的護佑。
一位逝者下葬的時候，陪伴在他身邊最耀眼的器物是一件綠松石的龍。這件綠松石龍形器長64.5釐米，由2000餘片綠松石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釐米，厚度僅0.1釐米左右，龍身波狀曲伏，菱形的鱗紋佈滿全身，龍首綴飾兩顆白玉為閃閃發亮的眼睛，尖尖的龍尾向內蜷曲，勢若游動。龍圖騰，那不正是追溯中華淵源的信物嗎？
另一位逝者的胸前，安放著一枚鑲嵌了綠松石的獸面紋銅牌。這枚呈亞腰形的銅牌長16.5釐米，最寬處11釐米，器身框架以青銅鑄造，四角鈍圓，主體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出獸面紋，絲絲入扣，通過兩側對稱的環紐固定在逝者的身上，用以完成溝通天、地、神、人的使命。誰能相信？當三千多年後重見天日之時，擁有它的主人早已腐朽為無可復原的灰燼，而這枚加工精巧的銅牌依然安好如初，數百顆綠松石沒有一顆鬆動脫落。
這樣神奇的現象絕非偶然。考古學家通過對遺址不斷的挖掘，驚喜地發現，二里頭不但有條塊分明的宮殿區、居民區、窖穴區、墓葬區等，還在宮城南部發現了將近兩萬平方米的手工業作坊區，如此龐大的作坊群，絕非自發的個體行為，一定是官方所建。後世有所謂燒造瓷器的官窯，這裡就是夏朝製造各種器物的官坊。這裡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其中的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
這一切，都是人類社會從蠻荒走向文明清晰的佐證。面對二里頭文化呈現的萬千氣象，學者們由衷地讚嘆，中國歷史也從此由「滿天星斗」的多元化邦國時代走進了「月明星稀」的廣域王權式國家時代。
《竹書紀年》和《史記·夏本紀》都說：「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今天的二里頭可是書中的斟鄩？也許是，也許還不是。幾代考古人在圈定的300萬平方米遺址保護區內，歷經六十多年，也只僅僅探索挖掘了百分之一多一點點。現有的文物資料，只能證明這裡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還無法證明它就是夏王朝早期的斟鄩。餘下那將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下，還埋藏著什麼樣的神奇？還書寫著什麼樣的歷史？
我們期待著，期待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畫卷的日益展開，能有一天，世人會將夏都由「二里頭」的小名改為「斟鄩」的大名。屆時，我們再去神遊更早的中國。
《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這部唐代地理學專著所指的方向不正是這裡嗎？
